密涅瓦的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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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634

歪酷博客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暮色来临时才张开翅膀。
磐石 @ 2016-07-09 00:00


   此一篇开宗明义,我的主题是寻找,而不是坚守。
    
以前与朋友合作写武侠小说,有一个帮派的徒众的口头禅就是“以月之名”,在小说中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含义。
   夜深人静之时,似乎头脑就更加清晰,不知道我是否天生喜欢黑夜,还是长久地无规律的生活导致的生物钟紊乱,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由此,我不由得要歌颂这夜了,我以为夜是与智慧同行的,当黑夜笼罩大地的时候,我的思绪便弥漫开来,在黑暗的背景中,仿佛触角一样伸向无边的宇宙。
   我也不由得要歌颂这月了,有人说月是黑夜的眼睛,有人说是精灵,也有精魄的说法,我统统接受这种种比喻。并且,我说,月是夜的倾听者!是啊,夜向月报倾诉,还有什么比这更传神的比喻了?那一个我说:不对,月是夜的一部分。是的,是的,月是夜最精致的一部分,夜向月倾诉其实是在向自己倾诉,不是吗?
   我知道我应该杜绝神秘主义,要诉诸理性而不是情感。然而,在月光笼罩下的黑暗中或是在黑暗笼罩下的月光里,当思绪在漫无边际地游动时,什么才是最高的理性呢?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要到黄昏时才考虑张开翅膀呢。


 
磐石 @ 2008-08-02 20:41

《论友谊》写于公元前44年,这一年西塞罗有很多作品传世。[1]但对于政治史来说,这一年的头号大事恐怕要算是凯撒在3月15日被刺,凯撒崩后,西塞罗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坚决地反对凯撒的后继者安东尼。[2]但就在第二年,西塞罗被杀害,他用以思考和演讲的头和用以写作的双手被割下来,悬于罗马广场上。在国家对哲人的迫害史上,反民主的苏格拉底因民主而死,反专制的西塞罗被专制所害,事情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一、引论:政治、哲学和友谊
开篇第一句话就出现了两个人名,第一个是斯凯沃拉,占卜官,《论友谊》的内容就是他转述给西塞罗的,[3]而第四句话时出现了大祭司斯凯沃拉,西塞罗称他“无论是能力还是人品”都是最杰出的。[4]但是西塞罗让前面的斯凯沃拉来转述这个作品,而后面的斯凯沃拉则“以后有机会再说”,[5]那么就是说,关于后面的斯凯沃拉的能力和人品的称赞是一句废话?而似乎提到这个人也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们注意到,前后两个斯凯沃拉虽然名字相同,但前一个斯凯沃拉是《论友谊》的主讲莱利乌斯的女婿,参加过莱利乌斯关于友谊的讨论,自然是他来转述才是合理的。但是为什么要提及后一个斯凯沃拉呢?我们还注意到二者身份的不同,前一个是占卜官,而后面的那个斯凯沃拉是大祭司。在古罗马,大祭司负责立法,[6]而占卜官是一些神奇的官员,他们依据飞鸟的行迹来占卜,要紧的是,他们可以借占卜的结论来否决人民的法律、元老院的决议和政府的决策。也就是说,占卜官和大祭司相互制约,二者起到相反的作用。大祭司建立起神圣的秩序,这秩序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伦理,而占卜官则凭借一些似有似无的,同理性没有干系的理由来破坏公共秩序。再看,西塞罗称赞大祭司斯凯沃拉的“能力”和“人品”,这两个词都没有译好,原文用词是ingenio和iustitia,前者指天生的禀性,也就是天性,后者是在公共政治领域里的正义,一般被作为国家和法律的基础。大祭司斯凯沃拉的天性和正义的品行是国人中最杰出的。而占卜官斯凯沃拉呢?中文译本说是“德高望重”的,但好像在拉丁文原文中找不到这个词,对应位置上用的是latere,这个词的意思是隐藏、隐匿,在文中可以理解为隐居而不为人知。[7]现在,答案逐渐清晰起来,一个是在公共领域里,以正义为凭建立秩序,而另一个则在隐蔽的领域里(至少是私人领域)以破坏秩序为乐,前者的天性是杰出的,那后者的呢?没有交待。隐蔽的领域中,公共秩序的破坏者是友谊的转述者,他暗示了友谊起源的境域和本性。这一段也就暗示了《论友谊》的主题:具有私人性的友谊与公共秩序的冲突,简单地概括就是:友谊与政治。在我怀疑这样的解释是否牵强的时候,西塞罗马上就在第一段的中间证实了我的解释,斯凯沃拉转述莱利乌斯关于友谊的论述的起因是在一次常规聚会上谈论的一件“当时许多人都在议论的事情。”[8]这个事情的主旨就是:政治在场,则友谊消散。它明显地揭示出了友谊与政治的冲突。西塞罗看见了这个冲突,但是,关于大祭司斯凯沃拉,“以后有机会再说”,也就是说,友谊固然是私下的,是位于公共生活的对立面的,但是“有机会”的话,它是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并与其要求相符的,也就是说,友谊是可以符合正义的,那时天性就是“最杰出”的。而这也正是西塞罗要做的事情,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他在第二段说:“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9]
第二个名字是莱利乌斯,他是《论友谊》的主讲。莱利乌斯是个有智慧的人,“智者”在这里绝不是指那些同“爱智者”(也就是哲学家)相对的,收费教授逻辑和修辞术的人,而是sapientes[10]的原义,指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用莱利乌斯主讲,就意味着《论友谊》的哲学性,他将探讨友谊的本质。至于为什么要用莱利乌斯主讲,而不是别的哲学家,在第三段可以得到解释。这一段提供了三个理由:(1)莱利乌斯的友谊最值得称道,因而他最适合讲解友谊;(2)莱利乌斯的确谈论过友谊;(3)莱利乌斯是古代的名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果用三个词来概括这三条理由,那么可以说是:合理、事实、权威。这同时也是古典哲学的三个理由,或者说是三种写作方式。第一个理由可以由柏拉图提供,[11]第二个理由或许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而借助于古代的权威则是被大多数古代哲人[12]使用,最典型的还是柏拉图。
虽然莱利乌斯谈论过友谊,但《论友谊》的对话无疑是西塞罗自己编造的,这一点西塞罗也是供认不讳的。[13]这样一来,第二个理由似乎就不构成真正的理由,莱利乌斯就算讲过友谊,《论友谊》也不是莱利乌斯讲的。而第二个理由丧失之后,第三个理由也就无法成立了,因为莱利乌斯的权威并不保证《论友谊》这篇文章的权威,相反,由于借权威来编造对话的事实被戳穿,《论友谊》反而更加不可信。
换一个角度看,就像我们将“政治”一词赋予斯凯沃拉,现在不妨将“哲学”赋予莱利乌斯,在原文中用“哲学”替换“莱利乌斯”,再读一遍,就可以理解三个理由了。哲学最适合讲解友谊,用哲学讲解友谊来自于古代的权威,并且哲学事实上谈论过友谊。[14]也就是说,友谊自古以来就是哲学的当然主题之一。
联系前文,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政治、哲学和友谊的关系。哲学在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他是友谊的讲述者,而政治是友谊的转述者。斯凯沃拉是莱利乌斯的女婿,这意味着政治占有了哲学的女儿,而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本身就被比作一个女人。[15]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友谊是哲学的主题,哲学讲述友谊,友谊生于哲学,[16]就像莱利乌斯的女儿生于莱利乌斯一般,然后,友谊嫁给了政治,也就是说,友谊同政治相结合,并且与公共秩序相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必然的,私人的友谊是可以与公众的正义相符的,这正是《论友谊》一文的写作目的,这种使友谊走出私人领域,而进入公众的政治领域,并且二者相安无事,和谐美满的“机会”就在于友谊的高贵出身——哲学。哲学不仅把友谊交给政治,而且把友谊教给他。《论友谊》将用哲学来调和友谊与政治的冲突。对以上猜想的证实需要对《论友谊》的细心阅读。
在这个短短的引论部分,除了交待写作宗旨、动机[17]之外,还对读者提出了要求,首先要注意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
我把谈话者带到了我的“舞台”上,让他们亲自开口说话,以免重复记叙文中的那种“我说”、“他说”的字样。
这句话让我想起柏拉图的对话中有很多“我说”、“他说”的字样,让读者隔了一层什么东西一样。而西塞罗的作品虽然也号称是转述,但却要“让他们亲自开口说话”,这或许暗示了这部作品与读者的互动性,而在第四段,西塞罗进一步明示了这一点。《论友谊》本身就体现了三个层次的友谊,其一是莱利乌斯与西庇阿的友谊,其二是作者西塞罗与本文的直接对象的友谊,其三是读者之间拥有的友谊,因为“你在读这篇文章时,将会看到你自己的身影”。[18]也就是说,即使《论友谊》是一部哲学作品,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沉思的层次上,而是要融入我们的生命实践当中,《论友谊》不仅仅是写在纸上,也刻在我们的生命中,她是一种实践的哲学。
 
二、死亡
范尼乌斯首先发言,他是莱利乌斯的另外一个女婿,延续前面的设想,他同政治一样,也是占有了哲学的女儿。另外我们要注意,在谈论友谊时,他第一个发言。
但是,范尼乌斯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怀疑他是否真的是第一个发言,他说:“莱利乌斯,你说得不错”,这不像是一篇作品的开头,而是莱利乌斯之前已经讲过一番话了,这里范尼乌斯或者是在转移话题,或者是在接着说。难道之前的文本遗失了?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到,甚至在西塞罗的一些大部头的著作中,文本残缺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也可能是西塞罗的别有用心。[19]不妨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继续读下去。
范尼乌斯对莱利乌斯说大家都在注视他——大家都在关注哲学?哲学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范尼乌斯举出了另外两个同样被人们称为“智者”的人,一个是加图,另一个是卢西乌斯·阿梯利乌斯。范尼乌斯说“智者”用在这两个人身上的含意不同,但范尼乌斯分别对两个“智者”的含意的阐述让我们觉得这是同一类原因,即杰出的政治能力。[20]这里所说的不同只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被称为“智者”都有其独特的原因。最关键的是莱利乌斯“和他们有所不同”,不同在于莱利乌斯具有勤勉(studio)和学识(doctrina),而其他两个仅有天赋才能(natura)和品性(moribus)。[21]接下来,范尼乌斯把莱利乌斯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并且说“在这种意义上”,[22]只有苏格拉底是聪明——或者说,只有苏格拉底和莱利乌斯是聪明的——这也就否定了加图和阿梯利乌斯关于政治和生活领域的智慧。但为什么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是说他自己一无所知吗?并且我们也知道,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意味着哲学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由天上来到人间,苏格拉底应该同加图等人归为一类。需要注意的是,范尼乌斯并没有说出苏格拉底的名字,而是说“那个雅典人”,[23]这或许意味着他所说的苏格拉底同我们的通常印象中的苏格拉底有所不同。这时候,我们想到在古代苏格拉底的形象并不仅有一种,有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24]还有阿里斯托芬笔下的那个住在云端的苏格拉底,那个苏格拉底并不是“无知”的,相反,赋予他doctrina这一品行的名称再合适不过了,他是阿里斯托芬嘲讽的对象,但范尼乌斯显然在为这样的苏格拉底平反。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范尼乌斯在称赞自然哲学。但是我们要犹豫一下,范尼乌斯还说爱挑剔的批评家[25]不承认“七贤”是智者,然而七贤中是有一位自然哲学家的。或许我们可以先不管,毕竟“七贤”中的多数人都不是自然哲学家。[26]再前进一步,不妨赋予范尼乌斯以“自然哲学”这一名称,而与斯凯沃拉代表的政治哲学[27]相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论友谊》要以范尼乌斯第一个发言了,因为对于友谊的哲学思考的确是从自然哲学开始的。[28]为了不至于太过严重的过度诠释,现在不妨把“自然哲学”这个词置换到文本中看看,发现有多处对话皆可印证,[29]这在下面的解读中会一一遇到。现在回过头去看那让我们误以为文本有残缺的那句话,不妨做如下的解读:哲学一直在讲述友谊,并且“说得不错”,然而范尼乌斯要提醒我们——“但是你应当知道”大家都在关注哲学,关注哲学的这种由天上到人间的走向,然而——“但是”,只有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智慧之学,友谊应该以自然哲学的方式被讲述。
在发言的最后,范尼乌斯提到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词语:“死亡”。[30]他提到了莱利乌斯最好的朋友西庇阿的死亡,范尼乌斯问莱利乌斯如何忍受西庇阿的死亡。但其实范尼乌斯自己已经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了,他说:
你的智慧就在于:你把自己看成是自给自足的,并把人生的各种变化和机遇看作是不能影响你的美德的。
范尼乌斯认为莱利乌斯是不会受朋友之死的影响的,因为他是“自给自足”的,而且“变化”和“机遇”都不能影响,这种看法来自一种古老的哲学野心——尤其是自然哲学——想要把握那自足的不变的本质应付流变无穷的现象。
自然哲学只能把死亡看作一个自然过程,并希冀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自然哲学又该如何把握友谊呢?
范尼乌斯对于莱利乌斯没有参与以前从不失约的聚会感到疑惑。莱利乌斯以往是从不失约,而且每一次都是准时赴会,这业已形成了一种规律,至少对于范尼乌斯来说,这是一条规律,就像康德每天都是下午三点散步,常年不变。但是现在竟然出现了一种反常的情形,从而打破了这条规律。代表自然哲学传统的范尼乌斯就自然地要寻求反常的原因。[31]反常的结果必有反常的原因。而在莱利乌斯的缺席之前发生的反常事件就是西庇阿的死亡,因此这样说看上去是合理的:西庇阿死亡了,西庇阿是莱利乌斯最好的朋友,因此莱利乌斯十分哀痛,故此缺席了。但是这又与前面“自给自足”,“不能影响”其美德(virtute)的关于莱利乌斯的本质的说法相矛盾。因此,莱利乌斯不仅是疑惑,而且“好奇”[32]了。从后文可以看出来,乡间别墅的聚会实际上是“讨论国家问题”[33]的地方,也就是说,乡间别墅意味着某种政治的场所——或者说是政治的领域。友谊同政治的关联扑朔迷离,而死亡更使得这个议题暧昧难解。死亡使得哲学缺席于政治,这又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的死。但是这一段话要说的重点是自然哲学进入政治领域,必然遭遇反常。[34]
接下来是代表政治哲学传统的斯凯沃拉发言,他一开始就与代表自然哲学传统的范尼乌斯处于一种张力当中。[35]斯凯沃拉说莱利乌斯“不可能不悲伤”,原因是“温雅的性格”。这里用的词是humanitatis,相当于是human nature,为朋友之死而悲伤是出于人的天性。[36]但是,出于天性的哀痛并不是哲学在政治中缺席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生病。任何一个熟悉柏拉图的人都不会对“因生病而缺席”感到陌生。[37]可以说,西塞罗的文风是颇为显白的,虽然他是古典作家,但不会过分地为难读者。[38]然而在“生病”和“缺席”的背后不知道隐藏了多少文化内涵。友爱的对象死去了,哲学尽可以悲伤,因为这是出于他的天性的——这天性是好的,但并不是像范尼乌斯说的那样“自给自足”的,政治哲学不可能像自然哲学那样自给自足。哲学在政治中的缺席是因为生病,然而,哲学为什么会生病?这同友爱对象的死亡表面上没有关系,但阅读文本的人不能不在它们之中建立某种联系。对于莱利乌斯来说,西庇阿的死同他的生病无关,但是友爱的对象的死亡可能就会使哲学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而不健康的哲学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再参与政治。
终于到莱利乌斯说话了,他是西塞罗的代言人,[39]就像在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苏格拉底往往是柏拉图的代言人。从莱利乌斯的第一句发言,我们就可以看出西塞罗倾向于政治哲学,[40]一种健康的哲学是应该参与政治,并且莱利乌斯更进一步地说哲学即使出现了自身的问题也不应该背弃政治。[41]
肯定了斯凯沃拉之后,莱利乌斯就开始批评范尼乌斯了,说他对加图的评价不公正,然后举忍受丧子之痛的例子来为加图平反——政治哲学也可以秉持一些自足的、不变的品性或者是价值。莱利乌斯认为加图的智慧甚至超过苏格拉底:
即使是那个如你所说的被阿波罗判定为“最聪明的人”,也不要轻易地把他看作是在加图之上。因为前者的名气在于言辞,而后者的名气在于品行。
可以想见,这里所说的苏格拉底还是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不食人间烟火——这是阿里斯托芬的嘲讽,也是西塞罗的批评,说自然哲学家们的名气只在于“言辞”,而真正的智慧应该是实践的,也就是品行。[42]
莱利乌斯批评了自然哲学之后就开始谈论朋友西庇阿的死了。他直承自己为最好朋友的去世感到悲伤,即使自然哲学家们能够证明不悲伤的正当性。然而这种悲伤并不是为了朋友,而是为自己因失去朋友而遭受的苦难悲伤,因为西庇阿没有受罪,并且“他生前所得到的荣誉简直无以复加”。[43]接下来莱利乌斯回忆了西庇阿的一生,并且以此来证明西庇阿的一生是幸福的和无憾的。西庇阿的幸福主要体现在建功立业和践行美好的品德两个方面,并且在应该死的时候死去了,没有一点累赘和负担,死的时候享有“英锐之气”,甚至在死时“免却了死神的折磨”,这一生堪称完美。莱利乌斯的追忆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梭伦所说的幸福[44]:当梭伦访问富强的吕底亚的时候,吕底亚的王克洛伊索斯邀请他参观自己的宫殿和宝库,并且问他谁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梭伦第一次说是泰洛斯,原因是建功立业;第二次提到克列欧毕斯和比顿,原因是美好的德行。至于克洛伊索斯王是否幸福则“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45]依照梭伦对幸福的看法,死去的西庇阿无疑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梭伦的看法也就是莱利乌斯的看法,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是古希腊“七贤”中名气最大的,[46]而莱利乌斯的主张竟然同梭伦的说法一摸一样,或者说,莱利乌斯完全接受了梭伦的主张。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范尼乌斯所说的“七贤”[47]显然是指梭伦而言的。
可以说,西庇阿是生得光荣,死得幸福。但是我们要注意,西庇阿的死是“突然去世”,“突然”这个词暗示着某种反常的情形。我们可以设想“突然去世”的两种情形,其一是急性病发作,其二是无疾而终。注意莱利乌斯的一些暗示:“你们知道人们猜疑的是什么”,说明西庇阿的死非同一般,人们纷纷猜疑;还有“他由元老院议员、罗马市民、同盟者和拉丁人护送回家”,西庇阿在元老院散会之后需要这么多人的护送,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当紧张,那么,西庇阿很可能是死于政治原因。回忆一下梭伦说的话,幸福的人不是勇敢地死于疆场就是高尚地死于神殿,而西庇阿死于政治,颇有些“马革裹尸”、“死谏庙堂”的意味。而西塞罗写《论友谊》的时候,也正值紧张的政治环境,不知道西塞罗是否在西庇阿的身上预见了自己。
莱利乌斯在简单地暗示两句之后并没有接着讲死亡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开始讨论死后灵魂的问题,并且再一次带领我们回到《裴多篇》。莱利乌斯首先表明了立场,他更倾向于古代的看法,对于他而言,古今的差异是:古代人认为人死后是有灵魂的,而现代哲学家则坚持认为灵魂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逝。而后莱利乌斯举出两类古人为例子,一类是“我们自己祖先”,他们用行动表明了对灵魂永生的信仰;另一类是“哲学家们的看法”,首先提到的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48]他们主张灵魂的转世轮回,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是说一次他见人在痛打一只狗,他立马劝那人不要打了,因为,他说,那狗里有他朋友的灵魂。这个故事同时涉及“灵魂不死”和“朋友”两个关键词,而毕达哥拉斯的确有不少关于朋友之间应该平等的教义。[49]在讲到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时,莱利乌斯说:“当时大希腊非常繁荣兴旺,但是它现在已经衰落了。”这句话不由得让读者将大希腊的衰落同现代哲学家联系起来,难道是那些宣称灵魂同肉体一同死去的哲学家败坏了大希腊?接下来,莱利乌斯又提到了苏格拉底,他说苏格拉底一贯主张灵魂的神圣性和最有德行和最公正的灵魂最容易升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处于这一段文字的中心位置,之前谈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其实是为苏格拉底作铺垫,或者说苏格拉底[50]就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线索就是灵魂不灭——在柏拉图的《裴多篇》中,苏格拉底在讨论好人的灵魂更易升天之前,先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转世的信仰作了一个依据“对立面生自对立面”的精彩论证。[51]我们再回过头来关注一下西庇阿的死,发现西庇阿的死同苏格拉底的死很像,从大的方面来讲,两人都是死于政治。再看细节方面,两人都是惊人地相似:“好像他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似的”——苏格拉底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死,并且预感到死后将升天,与神同在;“他谈了三天国事”——苏格拉底死前一直在谈哲学;“参加那次谈话的有……斯凯沃拉,我也带你一起去过”——苏格拉底临死前同他的朋友们探讨哲学问题;“他谈话的最后部分主要涉及灵魂不朽”——苏格拉底最后的谈话!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得出一个结论:西庇阿简直就是苏格拉底。这一点在论及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时就已经有所暗示了,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是一个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哲人。这难道不是暗示西庇阿是一个在罗马的雅典哲人么?莱利乌斯在此处纠正了之前范尼乌斯对苏格拉底的误解。莱利乌斯的友谊是一个怎样的友谊呵,他的被爱者是一个苏格拉底一般的人。西庇阿死了,他的灵魂将升往天堂,西庇阿得以不朽,他们的友谊是否也能不朽?这也正是莱利乌斯所在意的事情。[52]
 
三、友·爱
范尼乌斯首先要求莱利乌斯谈谈友谊,[53]而谈话的原因和要求的方式则具有明显的哲学意味:原因是“闲着没事”,方式是像“通常”那样谈谈“性质”和“规则”。斯凯沃拉赞同范尼乌斯的建议,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在话题上取得了一致,所不同的是自然哲学“抢先说了”。
但是莱利乌斯又在批评哲学了,哲学是不会拒绝谈论友谊的,因为这个题目很“崇高”,并且也“闲着没事”。闲暇是哲学的必要条件,而“崇高”[54]是哲学对它自己话题的要求。但是,“我算什么?我有什么能耐?”哲学算什么?哲学有什么能耐?但是,莱利乌斯又说:
你们所提议的完全是哲学家才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希腊哲学家,不管你突然提出什么问题,他们往往都能侃侃而谈。
这里不应该译作“哲学家”,原文用的是doctorum[55],是“教师”或“博士”的意思,这一句话的含义很清楚,就是指那些教授修辞术的教师——也就是智术师。莱利乌斯说他们才是“具备这种才能的人”,[56]这显然是在说反话,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智术师对于“突然”提出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侃侃而谈”,“突然”意味着这问题很可能是他们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或者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但是这样的问题都能“侃侃而谈”,显然谈的不会是真知,甚至可能连意见都说不上。他们不具有谈论友谊的才能,而顶多只有言辞的才能。这同莱利乌斯之前对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批评是一致的。我在前文已经分析过,那个苏格拉底是自然哲学家。[57]莱利乌斯对于自然哲学家的批评同他对于智术师的批评是一致的,这难道是说自然哲学家就是智术师?结合莱利乌斯在批评智术师之前说的“我算什么?”的反问句,是啊,哲学算什么?他有什么能耐去谈论友谊呢?我倾向于将这里的哲学理解为自然哲学,因为哲学有两个女儿,就像莱利乌斯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政治和自然,因此哲学就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和外貌。范尼乌斯在要求谈论友谊时,说到要用“通常”的方法,要搞清楚友谊的性质和规律,然而,自然哲学的通常方法是无法解决友谊问题的,因为友谊是政治哲学的对象。自然哲学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变成了智术师——他们的才能只剩下言辞了。
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表面上的细节,在古希腊,“智者”和“智术师”是同样的词,但是西塞罗将“智者”的称呼给予了哲学家莱利乌斯,这里就只好用doctor来称呼真正的智术师。这或许是出于西塞罗对于修辞术的特殊感情。他认为修辞术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可以起到哲学的作用,修辞术是可以带给人们以真知的,但是修辞术的名声就是被这些不学无术,仅有言辞而无品行的智术师败坏的。对于友谊的谈论,不仅仅是哲学的事情,也离不开真正的修辞学。
接下来莱利乌斯按照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作品相反的方向来谈论友谊。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往往是苏格拉底启发大家先提出一个初步的定义,然后通过逐渐的辩证法探讨,不断修改定义,直到最后期望达到一个普遍的、最高的原则。而在西塞罗这里,则是先提出一个最高的原则:“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的逐渐上升相反,西塞罗从这个原则开始下降,进入生活世界:“我并不像那些把自己的定义搞得过分准确的哲学家那样非常严格地贯彻这一原则。”原因是“没有什么实际好处”,在这里,哲学原则和生活世界出于某种张力的之中,为了回到“洞穴”中,哲学原则必然要有所屈服,哪怕他“也许是对的”或者“当然是对的”。莱利乌斯开始对“好人”的概念下手,并且要收回“智慧”这个词。为什么是智慧?我们先看一看修改过后的好人定义:
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个定义里列举了一个好人所应有的品行,我们不妨用古希腊的四大美德来归一下类,高尚、清白、公正和慷慨是属于正义的;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是属于审慎;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则是勇敢的品行。他为什么要把智慧拿掉?没有智慧的话,这些品行也就很难构成一个健全的好人。
西塞罗不会这样过分的,让我们再仔细揣摩一下莱利乌斯收回智慧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智慧,“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指什么”;其二是即使没有智慧作为标准,也一般认为正义、审慎和勇敢的人是好人,[58]并且“让我们同意这样称呼他们吧”,“也”字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即使按照这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好人不一定全是好人——可能参杂着一些没有智慧的,看上去像是好人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同意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顺从“自然”,我们也应该顺从大众的“自然”,正义、勇敢、审慎都是公开的美德,而智慧则是某种隐秘的德性,一般人不易察觉。
不妨回顾一下《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哲人在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之后,还要回到洞穴中,“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象。”[59]或许,我们可以猜测,西塞罗收回智慧是为了回到洞穴之中,他背离了真正的哲学而要践行一种实践的哲学,用今天的术语来讲,西塞罗由哲学转向了伦理学。但是我们不要把他混同于那些一直就生活的洞穴里的人,柏拉图要求哲人回到洞穴,而西塞罗率先回到了洞穴中,他在言辞上收回了智慧之后,该怎样来谈论建立在德性基础上的友谊?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彼此之间自然会形成一种关系,它把我们大家联结在一起,而且彼此越亲近,这种关系也就越牢固。
这样的友谊理解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莱利乌斯接着举例说我们喜爱同胞甚于喜爱外国人,喜爱亲人甚于喜爱陌生人。但是莱利乌斯并没有把这样的看法当回事,他在同一段里又说“友谊胜过亲戚关系”,这显然与前面说的话矛盾。
彼此越亲近,关系越牢固,亲戚之间以血缘为纽带,然而,血缘的纽带却不如感情的纽带牢固,这确实让人颇为费解,一般来讲,血缘是牢固的,不易改变的,而感情是多变的,不可靠的,以多变的感情维系的友谊竟然要“胜过”以可靠的血缘维系着的亲戚关系。或许我们可以适当发挥一下,这里所说的亲戚是某种比喻的说法,这种比喻出于关系越亲近则越牢固的判断,亲戚关系的要害就在于血缘,也就是说基因的传承,具有某种共同的基因也就表示了一种亲近的关系。“亲戚可以是没有感情的,而友谊则决不能没有。”对于友谊关系成立的要求比对于亲戚关系成立的要求要苛刻一些,因此友谊的牢固程度更甚于亲戚关系,友谊胜于亲戚关系的隐匿的含义似乎是说:友谊基于亲戚关系;将比喻的含义置换进去,就是说:友谊基于某种共同的基因传承。因此,友谊是“非常集中的,它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联系前面关于智慧说的话,维系一个友谊的共同体除了公认的德行之外,还需要这德行之所以牢固的前提——秘密的共享基因,现在可以很明确地说:这基因就是被莱利乌斯收回的智慧。在外人看来,他们感情甚笃,而他们自己在分享着一种秘密的德行,他们心照不宣,自知这种友谊关系的牢固。故此,友谊就顺理成章地是最亲近的感情(德行)形成的最牢固的关系:
对有关人和神的一切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并且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善和挚爱。
看到这样的定义,我确实有些吃惊,关键点在“完全一致”,相比于对于“好人”的定义,这个定义太高了。在“好人”的定义上,西塞罗收回智慧,是为了可以回到洞穴,但是这里对友谊的定义又要高到“完全一致”的程度。西塞罗按照“普遍公认的词义来使用‘德行’一词”,但是又“用高超的语言来界说”友谊。如果说在对于“好人”的定义上,西塞罗想要回到洞穴,那在对“友谊”的定义似乎又像是在带领我们向上升,或者是要提醒我们向上。
其实莱利乌斯在这一部分的讲话主要是在解释一条友谊的原则,[60]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条原则之后,就开始解释并定义其中的关键词:“好人”和“友谊”,在对“好人”的定义上,西塞罗使这条原则进入洞穴,并且有在现实的生活世界实践的可能,但是马上就提出了一条与生活世界很不相容的,高调的友谊定义。西塞罗回到洞穴,却像苏格拉底一样急不可耐地要带领我们走上向上的道路。在文本的意义上的一降一升之间,颇有些用心良苦。在西塞罗的解释下,这条友谊的原则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一个跷跷板,或是斜坡,前低后高,感觉有什么东西要从这条斜坡上起飞。或者像一个在大海里捕鱼的网,一下子撒下来,又一下子拉了回来,我们不禁要问,西塞罗捕获的是什么?是友谊还是追随他的读者?又或许这是一个暗示,友谊的原则是一个跳板,西塞罗要通过它跳到谈话的高潮部分。
于是乎,让我们记住这条原则,翘首期待文本的顶点。但是西塞罗在谈话的高潮之前停了下来,转而开始谈起了友谊的好处。让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整和准备,就像朝巅峰冲刺之前的暂停,蓄势待发。
在这个休整的阶段,西塞罗又回到日常生活开始谈论友谊。所谓的友谊的好处,是“对于以上所提到的这种人说来”,而以上提到的是保卢斯、加图、加卢斯、西庇阿和菲勒斯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好人,也就是友谊原则的较低的那一端所触及到的人群。或许他们可以顺着这条斜放着的原则向上,又或许友谊会顺着这条原则从洞穴中上升,从隐蔽的洞穴中走出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抵达那符合普遍价值的正义——这不正是《论友谊》的写作意图吗?但是,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保卢斯等人都是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并非一般的大众,这在后文会有回应,[61]但在这里,似乎要说的是:必须先成为好人,才有可能踏上由那原则铺就的友谊之桥,向上抵达友谊。
莱利乌斯开始用优美而抒情的言辞讲述友谊的好处,谈论的顺序也是从低处逐渐升高的。朋友可以分享欢乐,分担忧愁,友谊可以使成功增彩,使苦恼减轻;友谊“能给我们以力量和信心”;友谊可以延续死后的生命,“使死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最后,友谊可以影响政治,她能够是家国和睦,天下平治。在莱利乌斯列举友谊的好处的中间的时候,有一句话可以看作是上升的提醒:“我现在所讲的不是普通的或经过修改的友谊,而是那种纯真无瑕的友谊,它存在于少数几个著名的精英之间。”[62]
在上升的最后就脱离了日常生活,体现为哲学家的理论和剧作家的戏剧,那剧“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关于戏剧,含义很明显,它是对日常生活的升华,喻示着友谊之路走出了洞穴。而关于哲学家,还要补充说一句的是这里似乎是在对之前关于自然哲学家的批评的矫枉过正:自然哲学并不是不可以谈论友谊,而是只能高超地谈论她,而难以进入日常生活的实践领域。
到此为止,莱利乌斯认为他“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而范尼乌斯却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很愿意听智术师们谈,但是莱利乌斯的言论“似乎另有一种风味”。[63]莱利乌斯要继续讲下去,因为跳板已经准备好了,又休整了一会儿,怎么可能就此退缩呢?但他却假装不想讲,是被强迫才讲的:“拒绝我女婿的要求,尤其是正当要求,不但很难,而且也不合情理。”自然和政治对哲学的要求是正当的,哲学没有办法拒绝。于是,莱利乌斯将《论友谊》推向了高潮。
在这一段的谈话中,莱利乌斯要探求友谊的“从时间上来说更加古远,从性质上来说更加崇高,而且更直接地出自我们的本性”的起源。首先关注的是语词,[64]拉丁词“友谊”(amicitia)是由“爱”(amor)派生的,于是,莱利乌斯相信他找到了“产生感情的原动力”,这动力就是“爱”。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所谓感情,难道不是指爱和恨的感情吗?为何它们又是由爱产生的,难道爱不是一种感情?
此时,我不禁想起之前没有留意的一个问题,莱利乌斯被称为智者,但是通过分析,我们知道,其实莱利乌斯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由“爱”与“智慧”两个部分构成。而莱利乌斯被称为“智者”,这个称呼中少了“爱”。[65]这里就像是给我们出了一个字谜:智术师有了“爱”才能成为哲学家。在柏拉图那里,“爱”被看作是对哲学的追求,[66]而这里说爱是友谊的基础,也就是说,莱利乌斯要真正地跟一般的智术师区别开来,要能脱离自然哲学而抵达政治哲学,是离不开友谊的,当然,更离不开爱。这里所说的“爱”并非动摇不定的感情,而是一种真实无妄[67]的追求意志,她是人的本性,故此说“友谊是出于一种本性的冲动”。
爱是一种原始的动力,她出自人的本性,这种本性的爱指向可爱之物,而“没有什么比美德更可爱”,因此,爱的最终指向当是美德。因此,友谊就基于人的天性与美德之间的一种向往、追求、爱慕的意志。物质上的好处是友谊带来的自然结果,但绝不是友谊的动力因。友谊出身高贵的门弟,它本身不是由于贫乏而产生,而是出于天性和美德。故此友爱的双方“可以在同一个层次上平等地互敬互爱,并且更乐意于为对方效劳而不求回报”。
友谊出于爱的天性,“爱”指向美德,故友谊基于美德;天性不变,故友谊永恒。
 


[1] 如反对安东尼的十几篇演说辞以及《论老年》、《论责任》、《论占卜》、《论神性》等。
[2] 公元前58年,西塞罗曾被元老院放逐,但之后罗马政治形势巨变,西塞罗又回到罗马,致力于法律实践和写作,公元前51年,西塞罗支持的庞培在与凯撒的对抗中失败,他流离在外,但凯撒并未加害他。西塞罗再次回到罗马,但对敏感的政治问题始终保持沉默,直到凯撒被刺之后。
[3] 赫西俄德在《神谱》中称该书是缪斯女神向他讲述的,柏拉图的《裴洞篇》是裴洞向艾克格拉底讲述的,而《会饮》更加复杂,转述人本身也是听别人转述的。
[4] 45页,以下凡是页码的引注皆出自中文版的《西塞罗三论》,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
[5] 同上。
[6] 包括历法、婚姻法、分家法等。
[7] 这与“德高望重”简直是南辕北辙!
[8] 45页。阿提库斯同庞培“非常亲密”、“感情甚厚”,但是阿提库斯当了护民官后却与庞培“反目为仇,成了死对头”。
[9] 46页。
[10]原文用的是宾格形式sapientem。
[11]参见《理想国》530C
[12] 不仅仅是古代哲人,也是现代人做学术的常用手段。但是古今有些区别,古代哲人常常是借用权威的名字和说法,现代人则是以权威说法作为一种论证的证据,对于证据,是要求真实性的。
[13] 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说:“好像讲话的人确实是加图,而不是我自己。”第四段的最后一句说:“请你暂时忘掉我,当莱利乌斯在说话。”
[14]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谈论过友谊。
[15] 参见《理想国》495C
[16] 哲学是对本质(本性)的认识,而友谊来自人的天性,那么,对友谊的认识就生于哲学。
[17] 第二段:“你常要我写一点关于友谊的文章”。
[18] 46页,最后一句话。
[19] 参见注释28。
[20] 47页。
[21] 这四个拉丁词分别是英文单词study、doctrine、nature和moral的词源。
[22] 即具有studio和doctrina。
[23] 47页,中译者的注释。
[24] 在这里不区分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差异。
[25] 范尼乌斯自己恐怕就是这“爱挑剔的批评家”。
[26] 参见注释46。
[27] “政治”与“哲学”联姻,故此称为“政治哲学”。
[28] 见55页的最后一段,恩培多克勒陈述了友谊的一种结合的力量。这或许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谈论友谊的哲学家。
[29] 参见注释53、注释63。
[30] 参见柏拉图《裴多篇》64A。
[31] 在规律确定了之后,对于符合规律的事情就被看作是正常的,不需要再提供理由了,而一旦反常出现了,就必然需要有一种“为什么会这样”的解释和说明。
[32] 48页,另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982b13。
[33] 56页。
[34] 恐怕只有黑格尔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绞尽脑汁地去使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
[35] 48页,“有许多人问过我范尼乌斯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回答的。”当反常的问题困扰自然哲学的时候,人们就会转去求教于政治哲学,因此说“也”。政治哲学处理问题的方法与回答同自然哲学存在分歧,因此说“但”。
[36] 友谊当然也是出于人的天性。
[37] 参见柏拉图的《裴多篇》59B,另外可以参见渊之的文章《为了实践一种善好的死》。
[38] 这或许是因为西塞罗同柏拉图不同,他是一位面向大众的政治哲学家。
[39] 毫无疑问,莱利乌斯是西塞罗的面具,参见注释13。
[40] 48页,莱利乌斯对斯凯沃拉说:“你说得对,一点没错。”
[41] 48页,“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使一个有原则的人怠忽职责。”
[42] 原文是facta,意思是doing。
[43] 49页,最后一句话。
[44] 见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30—32段。
[45] 引文依据王以铸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46] 另一个能够与梭伦齐名的是泰勒斯,梭伦的名气在于为雅典立法,而后者的名气在于说水是世界的本原。
[47] 参见注释26。
[48] 50页:“在大希腊讲授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学说”。
[49] 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八卷第一章。
[50] 不如说柏拉图是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因为这里的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51] 参见《裴多篇》71A—73A
[52] 51页,“自古以来真正诚笃的朋友只有三、四对;我希望西庇阿和莱利乌斯的友谊也能像他们一样传诸后世。”
[53] 自然哲学首先谈论友谊。
[54]原文中用的是praeclara,有卓绝、显著、杰出的含义。
[55] 这里用的是复数属格,其单数主格形式是doctor,就是英文doctor的来源。
[56] 52页,第一段。
[57] 参见注释23。
[58] 53页,“这种人一般说来被认为是‘好人’。”
[59] 《理想国》520C。
[60] 52页,“友谊只能存在于好人之间。”
[61] 见注释62。
[62] 54页最后。
[63] 56页,又是自然哲学首先开口。
[64] 颇有点亚里士多德的风格。
[65] 哲学家是philosophus,而智者是sapienter。
[66] 参见柏拉图《会饮篇》。
[67] 57页,“友谊就其本性来说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


 
磐石 @ 2008-07-24 21:48

电影《秘密》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对母女在一次车祸中罹难,然而在抢救过程中,母亲直子的身体死去了,她的意识(或者说:灵魂)却在女儿藻奈美的身体上复活了,女儿的意识彻底消失了。在人们看来,经过这次车祸,母亲死去了,而女儿幸存了下来。这种看法是基于常识:罹难的女儿同抢救回来的女儿是同一个人,因为两者处于连续的时空关系当中。而男主角平介(直子的丈夫、藻奈美的父亲)却很快发现了活过来的藻奈美拥有直子的所有意识,甚至可以说,活过来的就是自己的妻子直子,依据是这个活过来的人可以记得所有藻奈美不可能知道的,直子与自己之间的事情。平介说要保守这个秘密,因而生还的这个人就有双重的身份,在外面她是平介的女儿藻奈美,在家里她是平介的妻子直子。
“秘密”之所以产生在于论证人格同一性的两条标准的并行:在公众的视野中,是以时空的连续性来看待人格的,对于多数人来说,女儿藻奈美依然还是藻奈美;而在私人领域中则采用心理连续性的标准,藻奈美就不再是藻奈美。本片的伦理焦点就在于此,并且同时揭示了两条人格同一性标准的基本差异特征:在认识论上,时空连续性标准具有公共性特征,而心理连续性标准具有私己性特征。
 
先看时空连续性标准是如何判定人格的同一性的。采用时空连续性的标准无非意味着将人看作一个处于时空当中的物理对象,通过对物理对象的同一性的判定来判定人格的同一性——至于如何认识到人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或许与他人感知中的意识的共现结构[1]有关。关于物的同一性的判定,特修斯之舟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某人拥有一艘被命名为特修斯号的船,这艘船在服役期间不断地更换零部件,但每次只更换一小部分以至于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变化。这样直到某一天,特修斯号上的每一个零部件、每一块甲板都已经被更换过一次,也就是说,全部都不是最早的特修斯所拥有的零部件了,但是这船依然以特修斯号为名,并没有摇身一变成为另外的一艘船。现在另外有一个人常年搜集特修斯号上面换下来的零部件,最后他竟然搜集到特修斯号换下来的所有的零部件,于是这人就依照特修斯号的设计结构将这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得到一艘船,并命名为凤凰号。现在能否说凤凰号与特修斯号是同一艘船?显然不能,如果特修斯号注册过了这名称后,凤凰号就无权同样被注册为特修斯号。这个例子显示了常识观点在同一性认定中的强大力量。所谓常识的观点,就是关于同一性的时空连续性的标准。特修斯号的前前后后——无论它怎样更换零部件——在时空上是连续的,而凤凰号相对于特修斯号,在时空上是断裂的,它与特修斯号无论怎样相像,也不能是同一艘船,就好比双胞胎长得再像也是两个人而不能是同一个人。
依照时空连续性标准的判定人格同一性就像判定特修斯号这样的物的同一性一样,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转换:将“物”转换成“人”。然而,这种转换仅仅考虑到同一性问题,在时空连续性标准下,并不会真正地考虑“人格”的含义。转换是这样进行的:
(1)       如果a1与a2在时空上连续,则a1与a2为同一物A。
(2)       如果a1具有人格b1,a2具有人格b2,则同一物A具有同一人格B。
人格是什么?人格与相应的物理对象(身体)之间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个转换中并不是人们所关心的。在这个转换中,对人格的认定的先行的,也就是说,先认定了a1具有人格b1并且a2具有人格b2,然后就把人格问题放在一边,直接探讨物理对象a1与a2的同一性问题。因此,在时空连续性标准下探讨人格同一性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人格决定于物理对象,也就是说,同一物具有同一人格。
但是这个前提并非不言而喻的。我们在逻辑上完全可以设想一种不同的情形,就像影片《秘密》中那样,设想灵魂与身体是不相关的两种东西,母亲的灵魂可以转移到女儿的身体上:
(1)              a1具有人格b,a2具有人格c;b与c是不同的两个人格或灵魂。(在逻辑上可以无矛盾地设想)
(2)              如果a1与a2在时空上是连续地,因此a1与a2是同一物A。(这也是可能的)
(3)              然而同一物A却不具有,而是在不同的时空(即使是连续的)具有不同的人格。
因此,用时空连续性标准来判定人格的同一性在逻辑上并不充分。
 
相比于时空的连续性标准,心理的连续性标准看上去更为可靠一点。“心理连续性”是对洛克关于记忆是人格同一性的必要条件的说法的修补和补充。本文不妨跳过洛克,直接使用修补过后的心理连续性标准:车祸前以直子的身体为身体的直子与车祸后以藻奈美的身体为身体的直子是同一个直子,当且仅当车祸前后的直子具有心理上的连续性。心理连续性是一种间接的心理关联。如果车祸后的直子的一些心理状态(如记忆印象、性格特征、信念、兴趣等等)与车祸前的直子的心理状态处于适当的因果依存关系中,那么车祸前后的直子便具有直接的心理关联。但是对于心理连续性标准来说,并不要求这么强的直接关联,只要有间接关联就可以接受了。现在设这么一个时间序列:
车祸前——车祸中t1——车祸中t2——车祸中t3——车祸后
使得车祸前与车祸中t1时刻具有直接的心理关联;车祸中t2时刻与车祸中t1时刻具有直接的心理关联;车祸中t3时刻与车祸中t2时刻具有直接的心理关联;车祸后与车祸中t3时刻具有直接的心理关联。如此,就可以说,车祸前的直子与车祸后的直子具有间接的心理关联,也就是说,具有心理连续性。
然而心理连续性也并不是一条完全合适的人格同一性的判定标准。一个理由是心理连续性的私己性。在影片《秘密》中,平介与直子决定保守基于心理连续性的标准的人格同一性秘密。在公众的场合,活过来的人是藻奈美,而在家里(私人场合),活过来的人却是直子。然而,直子和平介似乎都无法承受在双重人格认定下生活的巨大压力,最终,直子决定假装女儿藻奈美的意识苏醒了过来,直子与藻奈美的人格共用同一个身躯,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内由不同的意识(人格)来支配这个身体。然而,直子的意识苏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藻奈美的意识占据的时间则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藻奈美完全支配了自己的身体,直子的意识(人格)完全消失了。那以后的日子相安无事,事情看上去恢复了正常,两条人格同一性的标准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结论。然而,在藻奈美出嫁的那一天,她与平介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小动作暴露了这个在《秘密》中隐藏得最深的秘密:原来藻奈美的意识(人格)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一切都是直子假装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心理连续性的私己性,这条标准在“他证”的层面上是不合法的,或者至少是不充分的。就好比假如一个人犯了罪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格,即使这是真实的,在法庭上也难以取信于人。法庭要么不相信他,要么就只能将此人送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这里的困难并不是形而上学层面的困难,因为我们可以说,即使人格同一性不能“他证”,但是依据心理连续性标准,至少可以充分“自证”人格同一性。而依据心理连续性的标准,人格同一性无非就是自我的同一性。
另外一种在《秘密》中没有被设想的情况足以构成形而上学层面的困难:假设车祸之后,不仅直子的意识以藻奈美的身体活过来了,而且直子本人的身体也以自己的意识活了过来。那么现在依据时空的连续性,活过来的有两个人:直子和藻奈美。但是依据心理连续性的标准,活过来的就只有一个人:直子,只不过是她拥有两个身体而已。这就好像是在说:藻奈美的意识真正、彻底地消失了,而直子的意识被拷贝了一份,植入了藻奈美的身躯。如此,活过来的到底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恐怕连直子本人(如果在这里可以说“本人”的话)都无法“自证”了。[3]
这种困难被称为“倍增论证”,它并非心理连续性标准所特有的,时空的连续性标准也会造成类似的困难。Roderick M. Chisholm在《同一性问题》(Problems of Identity)一文中设计了一种关于道路的同一性问题的情形,用以解释空间的同一性问题,并在类比的意义上解释时间的同一性与人的同一性所面临的难题。现在只需设计一个简化的Chisholm道路同一性情境就足以揭示出这个困难。
现在假设有A、B、C、D四个小镇,C和D位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AB之间有一条路a,BC之间有一条路b,BD之间有一条路c。我们可以知道路a与路b在空间上是连续的,因此,a、b是同一条路。而a与c在空间上也是连续的,因而a与c也是同一条路。根据同一性所具有的传递性,a与b同一,a与c同一,那么b与c是同一条路,但这显然是违反常识的。
关于直子“被拷贝”的意识就与这种情况类似,或者说不是被拷贝,而是转移了一部分意识。如果将意识比作一条河流,当这条河流出现分岔之时,我们就很难判定分流之后的同一性了。关于河流的同一性问题,奎因区别了在谈到“同一条河流”时的两种含义,一种是只河的同一性,一种是指河水的同一性。[4]这种区分恰恰说明了心理连续性并不具有清晰地判定人格同一性的功能,它与时空的连续性标准一样是不充分的。
 
更严重的是,两条标准在逻辑上是可以并行的——就像《秘密》中的那样——然而并不排斥依据两条标准得到不能相容的同一性结论,而且两者都是合理的,并且因为两者都不够充分,因此一方不可能完全驳倒另一方。这时我们就会遭遇人格同一性问题在形而上学层面最为严重的和毁灭性的困难:二律背反。
为了展示这种二律背反,可以做这么一种思想实验:
设想三个人A、B、C,对应三种相伴随的心理状态(包括记忆、个性、意向等)a、b、c,分别将这三个人标记为A—a、B—b和C—c。有一个变态科学家将三人的心理状态拷贝下来作为副本,并且同时彻底抹去了原来伴随在三人身体上的心理状态,然后将心理状态副本b植入A和C的身上,将心理状态副本a植入B的身上,改造过后的三个人分别被标示为A—b、B—a和C—b。那么显然,A—b会认为他自己的过去时B—b,B—a会认为自己的过去是A—a,他们俩只是交换了身体而已。我们可以认同这种情况,并且知道其同一性的判定依据心理连续性标准,因为a与a同一,所以B—a与A—a同一;同理,因为b与b同一,因此A—b与B—b同一。然而,C—b显然也会认为自己的过去是B—b,我们无法容忍这种情况——竟然有两个人声称他们是同一个人。于是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服C—b相信自己的过去的记忆和各种其它心理特征完全丧失,现在不过是借用了B—b的心理状态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依据时空连续性将C—b与B—b(也就是现在的A—b)区别开来。因为C与B不同一,因此C—b与B—b也不同一。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同一场景中使用了两条同一性标准,然而这两条标准却足以得出不相容的结论。我们为了维护常识,只好一时使用时空连续性标准判定人格同一性,一时又使用心理连续性标准判定人格同一性。
这个关于人格同一性的二律背反的展示已经暗示了解决这困难的办法。至少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前两种是一元论的,第三种是二元论的。但是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不会是另人十分满意的。
第一种办法:认为心理状态决定于身体,因此身体的同一性决定了人格的同一性。人格同一性最终以时空的连续性为合法的标准;心理连续性的标准则是不合法的。在这个思想实验中,无论A、B、C自己是如何认为的,A—b与A—a,B—a与B—b,C—b与C—c始终是同一个人。“自证”是没有合法依据的。在《秘密》中,活过来的人就是女儿藻奈美,即使她自称是直子,并且具有直子的所有记忆。
第二种办法:认为心理状态就是人的灵魂,人格就是指人的灵魂。灵魂并不依赖于身体,因此身体的同一性对于判定人格的同一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身体与灵魂无关。同一个灵魂可以有不同的身体。因此对于人格而言,身体的同一性是一种虚假的同一性,甚至于身体本身都是一种虚假的存在物。时空连续性标准是一条错误的人格同一性标准,心理连续性标准才是真正合法的。因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A—b、C—b与B—b是同一的,B—a与A—a是同一的,A—b与C—b不过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具有两个不同的身体而已,就像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两只手一样的理所当然。然而,A—b与C—b身上的灵魂b是会发生变化的,一旦变化不相同的话(这是肯定的,除非在两个身体之间的灵魂还能保证畅通无阻地联系)A—b和C—b就会变成两个不相同的人。假设在A—b身上,b变成了b1,在C—b身上,b变成了b2,依据莱布尼茨律[5],b1与b2不同一,因此A—b1与C—b2也就是不同的两个人了。然而,依据心理连续性的标准,因为b1与b是连续的,所以A—b1与A—b是同一个人;同理C—b2与C—b是同一个人。而A—b与C—b是同一个人,同一性具有传递性,固A—b1与C—b2是同一个人。这样,竟然在仅使用心理连续性的标准判定人格同一性时都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参见前文谈到的道路的同一性问题,可见这个矛盾在第一种办法中也会出现,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情况理解成单细胞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分裂为两个细胞。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二律背反,是共时的同一性与历时的同一性[6]并行所造成的,本文暂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另外,这种办法的神秘主义特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心理连续性标准本身就具有私己性的特征。
第三种办法:承认身、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时空连续性标准与心理连续性标准可以做出一种妥协性的调和。当自证[7]与他证[8]的结论一致时,这种同一性判定才是充分的。如果只有自证或者仅仅只有他证的判定都是不充分的。完整的人格包括身、心两个方面。他证只能判定身的同一性,而自证只能判定心的同一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只能说是人格本身的分裂,此时不存在完全的人格同一性。
但是这三种办法都不能另人满意。一元论由于要么持身体一元论,要么持心理一元论,因此前两种办法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二律背反,而是加剧了二律背反。二元论的办法实际上只是给出了自证与他证相一致时的较强的人格同一性判定,而这个时候并没有二律背反,二律背反仅仅是当二者不一致时才会出现。而二元论对于自证与他证的不一致是无能为力的,它要么不承认真正的同一性,要么就陷入不可知论,当然,前者也是会陷入不可知论的。
或许人格同一性本身就是一种“伪称”,或者说是过分要求,不仅是康德意义[9]上的过分要求,也是胡塞尔意义[10]上的过分要求。因此,很不幸,《秘密》中的女主角直子只能永远生活在痛苦的人格同一性的二律背反之中。影片的最后,直子作为藻奈美出嫁了,从那以后,自证的直子永远只能是一个秘密。
 
 
主要参考书目:
1、【美】布鲁斯·昂:《形而上学》,田园、陈高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
2、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8。
3、Michael Tooley (editor), Analytical Metaphysics.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 London, 1999.


[1] 共现是指在感知中与直接感知到的东西一起呈现在意识中的未被直接感知到的东西。在对他人的感知中存在双重的共现结构,比方说,看见一个人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断定他有一个完整的身体,而仅仅看见身体,就推断说此人拥有与自己类似的心灵。参见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368页——386页(商务印书馆,2002,2。)
[2] 据说特修斯之舟的例子的最早版本来自霍布斯。
[3] 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直子对于自我的同一性判定也是依据两条标准,她分明看到自己有两个身体,因而依据时空连续性的标准似乎感觉到一个身体所标示的人格与另一个身体所标示的人格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直子在反思自己的心理状态时又依据心理连续性的标准“自证”出这两个身体实际上都是自己一个人格的。
[4] 参见奎因:《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Quine: Identity, Ostension, and Hypostasis)参见陈启伟等译:《从逻辑的观点看》67页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
[5] 不可分辨物同一,同一物不可分辨。
[6] 第一次知道“共时的同一性”与“历时的同一性”这两个术语是在韩林合的《分析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两者在不同的维度上探讨同一性问题,“共时的同一性”是指一物与自身同一,与他物相异。因此“共时的同一性”其实就是“相异性”,也称为“个体化原理”。而“历时的同一性”是指一物如何在变化中持存。
[7]依据心理连续性标准做出人格同一性的判定。
[8]依据时空连续性标准做出人格同一性的判定。
[9]理性出于其对整全一致性的要求,诱使知性僭越自己的本分,而将知识扩展到物自体的领域内,产生虚幻的形而上学。